站长资讯网来源：秦朔朋友圈
2018年，中国的著名企业家，有一位没有管住下半身，有一位没有管住上半身，教训都是惨痛的。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名校，公司都在美国上市。无论是从一般的道理、个人的修养还是作为上市公司CEO的要求，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俞敏洪经常演讲，喜欢针砭时弊，他的发言权理当受到尊重。比如去年底第19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他提出特别害怕中国出现一刀切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政府应该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今天大量的企业家，钱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短期领域，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的研发中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一种长久以来的安全感。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过。”
最近支持民企发展的文件，一周就有一个。而俞敏洪一年前就在公开呼吁。他是有话直说的企业家。
但俞敏洪为何又会出现29秒演讲的幼稚错误呢？剔除个人语言风格的因素，我觉得可能是平时有很多看不惯的东西，积郁了不少怨气，所以抓着一点可说的事就爆发了。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创业成功，社会追捧，内心自觉不自觉地骄傲膨胀，平时在公司里也无人制约，说话随便惯了，养成了习惯。一位朋友在多家世界500强公司当过高管，他对俞敏洪的评述是——“厉害了我的老板，以为自己有钱了，发展了，就可以有话语权了，就可以任性了，你的价值观没跟上，依然让大家瞧不起”。
一边是膨胀的自我，一边是压抑的心态，不喷射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要给俞敏洪提建议的话，就是四个字，闭门思过。
相比起来，有些中国老板管不住嘴巴，乱说一通，则会给社会带来净损失。
比如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有的老板不管到底有钱没钱，有诚意没诚意，忽悠水平都是一流。什么地区总部基地、研发中心、新兴产业聚集区、物流集散地、对接国际财团等等，一套一套。当然很多企业是踏踏实实投资的，但也有不少是“一地鸡毛”，无论是承诺的项目还是承诺的金额，真正兑现的没有多少。某省会城市经济开发区领导甚至对我说：“完全兑现的比例是零。”
老板总说政府官员喜欢拍胸脯讲大话，说过就忘。就我的观察，如果真是好项目，地方官员是不敢怠慢的，好项目和政府之间都有“直通车”，随时解决问题。反而是一些老板很习惯放空炮，动不动就吹有多少资产，实际早被质押完了，就算有一块好资产，能产生现金流，根本也填不上盲目多元化挖的坑。即使世界500强榜单上的中国公司，有的“嘴上跑火车”也很严重。
管理学家肖知兴教授在《以热爱战胜恐惧》一书中就讲到一个500强的例子。肖教授毕业于一所美国名校，某老板对和该校合作有很大兴趣。2013年6月，在成都举行的《财富》论坛上，美国校长与老板见面，还赠送其一幅名画复制品《乔治·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7月该公司入选《财富》500强。学校负责筹款的副校长来中国推进合作，老板带着副校长参观摆满了红木家具的办公室，这个柜子值多少钱，那个案台多贵，老外直咋舌。办公室三面墙上挂的都是和领导、名流的合影。第二天，老板安排副校长和市里某区的书记、区长见面，说准备校企合作，在区里拿一块地办教育科技产业园，席间说到如何进军芯片产业，好像和做薯片一样简单。10月，老板派助理赴美洽谈，承诺一大笔捐款，邀请校长来中国签约。12月，校长来了，老板在签字仪式上却显得不太热情，在讲话中说自己毕业于南京大学，听得肖教授一愣，因为知道他毕业于南京一所中专。签完字，老板安排去他的别墅参观，那幅名画复制品赫然放在壁炉上方最显眼的位置，上面加了一行字“美国某大学校长某某敬赠”。至于捐款，则再无下文。
看了肖教授的书，我到该公司官网看了看，“集团新闻”一栏几乎全是各地领导接见、会面的新闻。靠这种“政治经济学”，企业真能搞好吗？！
除了在外部交往中管不住自己的嘴，视诚信为无物，很多老板在企业内部也喜欢夸海口，言必称和某某领导有什么关系；而对于高管和普通干部员工，则随意挖苦、辱骂，十分寻常。
无论是对外管不住嘴，还是对内管不住嘴，本质是管不住心。是投机之心和不知敬畏之心在作怪。
一靠自觉。
去年我在深圳采访中集集团，公司管理者告诉我，顺丰的王卫给他们做过一次培训。培训中，所有人都可以随时举手打断他，王卫对每个提问，都会身体微微前倾，表示感谢，“他的谦卑绝不是装的，是修行到一定地步，发乎自然。”
王卫22岁创办顺丰，25岁公司初具规模，他也曾是标准的暴发户做派。这是因为他们全家1976年从内地移居香港，一穷二白，只能做工人，收入微薄，尝过贫穷和被人歧视的滋味。当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有点目空一切的感觉，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王卫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也是有钱人了！”所幸这个过程没有持续多久，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个人的眼界和心胸不一样了；二是太太在他得意忘形时，不断泼冷水；三是找到了精神依托，信了佛教。
王卫说，佛教让人内心平静，人这一辈子的成就、际遇，是跟上辈子积下来的福报有关联的。人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你都控制不了，只有一个百分点你可以掌控，那就是做事的态度。究竟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是接受正念还是邪念，由你自己来决定。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会把这一个点又放大成一百个点，弥补很多其他方面的不足。
在觉悟之后，王卫走向了通过尊重别人而赢得别人尊重的新的境界。他善待员工，用年轻人熟悉的语气、方式平等对话，不居高临下，不颐指气使。他说：“今天这个社会，经济大发展了，但人心却更浮躁了，很多人有意无意地都在追求‘威’（广东话‘威水’的简称，意指炫耀，傲慢）。但是在什么基础上才可以去威，威的基础是什么，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有人觉得有钱有权就威，我认为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威不是建立在金钱或权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一个人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并且收获的都是尊敬且乐于亲近（而不是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这才叫威。”
除了自觉，其次要靠约束。
约束有很多种。从我的接触来看，央企、国企中的优秀企业家，像姜建清，宁高宁，傅育宁，宋志平，他们有管理才能，创新精神，言谈举止很有分寸，和长期在国企的约束是分不开的；而像王兴、程维、张一鸣、陈生强这一代年轻的互联网企业家，总体风格都比较低调，是和BAT高高在上，有强大的竞争压力，同时还可能经常性地被批评甚至遭整顿分不开的；而郁亮、方洪波这样的企业家，他们是第二代接班人，在成长过程中天然受到第一代的考验与约束；还有不少企业家则是被失败、挫折所教育，意识到自己不是无所不能，从而产生了谦卑心。
我还发现，酷爱读书的企业家往往都比较注重自我约束，不会轻言狂语。这方面印象最深的是张瑞敏，日日读书，苦苦思考，自以为非，永不停止探索。罗素曾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诚哉斯言！
10年前，我和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常博逸（当时是大中华区总裁，现在是全球董事长）讨论过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和行为特征。他是法国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会慢慢意识到中国有不同于传统西方管理的新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和文化有关，即中国企业领导人在潜意识里都认为自己在扮演“父亲”和“君主”（Emperor）的角色，他和追随者之间有强大的感情纽带和联系，追随者对他也有很强的依赖感。当时他说，海底捞的张勇、娃哈哈的宗庆后就是“企业里的君主”。如果说西方企业CEO的标准是完美的职业经理人，中国企业想做大，必须有一个君主般的CEO，成为全体员工的领路人和精神领袖。
常博逸说，前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是西方管理的主流和典范，而乔布斯则是异类，他像中国企业家，像君主，待人很差劲，和他一起工作感觉很糟糕，他的作为在传统职业经理人看起来是个噩梦，但他把企业带到了高峰。
我对常博逸的看法，有赞同也有不赞同。我赞同企业家的感召力、领导力的作用，他们确实是“企业之王”，我们不可想象没有任正非的华为和没有郭台铭的富士康。但我反对使用Emperor来概括企业家精神，Emperor并非企业家和企业成功的正面资产。中国企业中很多“土皇帝”（如禹作敏）都失败了。
企业需要权威，但如果权威走向独断专横，一言堂，听不得、听不到不同意见，而且从公司治理到公司文化对其没有制约，员工唯唯诺诺，他的话就是企业的法律，那企业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至于说中国一些“君主型”的企业现在发展得还不错，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劳动力密集型阶段，高度强调一致性与执行力，Emperor制度的效率很高，但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服务化、强调创新和创造力之后，这种体制就必须随之转型了。
这一规定本身并不突兀，而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1985年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表决罢免，逐出苹果，原因之一就是苹果没有双重股权制度，乔布斯在内部没有足够投票权。在中国，CEO入狱（如黄光裕）或被拘禁的案件，也使后来者要小心翼翼保护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行使控制权。
但是，对企业家的控制权保护，如果演变为一种放纵，而且在放纵之后无法制约，这就是公司治理的残缺。对广大投资者也是难以控制的风险。
试想，机构投资者一轮一轮地追高公司的估值，中小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事实上已经通过“高溢价”补偿了企业家创新才能的贡献。“高溢价”之后，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是公平的。企业家当然无法保证企业不出现任何问题，比如市场变化和技术革新的风险，对这种风险溢价，投资者愿意承担，买者自负。投资者不应该承担的，是企业家本人的不诚信或操守问题。作为控制人，你的1股股票享有的投票权等于其他投资者的10股、20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难道在自控力上不该有严格要求吗？
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新挑战就在于，投资人应该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制约实际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降低其投票权，剥夺其某些方面的控制权、管理权，形成一定的对价和补偿机制，等等。控制人再有能力，也要有公司宪法，行公司宪政。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绝不意味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应该行于所当止，更应时刻怀抱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率先垂范，躬耕乐道。
企业家万万不要把口无遮拦逞一时之快当成企业家魅力的体现，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才。现在说老百姓“仇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鄙视富人的粗俗、无礼和装腔作势。
从西方管理学的视角看，企业领导人过于追求“个人魅力”并非好事。
德鲁克说，“事实上，魅力是领导者的负担。它使得他们顽固不化，自以为是，难以改变”。他指出，领导力就是要把周围每一个人、每一个下属的视野提到更高的境界，把一个人的成就提到更高的标准，锤炼其人格，使之超越通常的局限，把一个人的潜力、持续的创新动力开发出来。
吉姆·柯林斯说，个人魅力往往是领导者的负担。他赞赏“集个人的谦卑和职业的执着于一身，打造持久的伟大”的领导人，他们“为了长期业绩而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它们有多么困难”，同时他们的决心是沉静的，毫不张扬的。
彼得·圣吉说，他认识的绝大多数杰出领导者都没有所谓的个人魅力，“领导者以个人魅力解决问题是短期的、非系统的，真正解决问题要依靠系统的力量和集体的学习”。
从中国本土商业文明的源流看，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息息相关。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招商局为代表的企业，虽然是在“谋利”考虑下创办的，但不仅仅只是为了谋利。招商局创办人李鸿章曾说，创办招商局，“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冀为中土开风气”。意思是，办洋务，要从“器”的层面，上升到“气”（风气）的层面。洋务运动由此触及到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根基，“重商、崇商、兴商”代替了“抑商”，整个国家的路向也开始转变，“以商务立富强之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株守故业，营营役役，计较锱铢，无它思想”的传统商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推动国家变革与进步中的责任，渐渐从社会边缘走到舞台中间，虽然艰辛备至，但逐渐成长为一支能与其他社会力量相抗衡的新兴力量，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一大批像张謇、卢作孚、范旭东这样的知识精英的参与，使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第一次向商业领域集中。用郑观应的话，“商务乃国家之元气”。新生的商业阶层的崛起，刺破了陈腐的传统观念，为整个民族的性格添加了进取、竞争、奋斗、冒险等等现代元素。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老板，能不能继续开风气、作自强之气呢？“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招商局创办时刊登的启事中的话，今日尤未过时。当此深刻矛盾待解，新旧动能待换之时，企业家精神断然不能懈怠或自我瓦解。
当然，企业家精神的弘扬，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在洋务运动那个年代，李鸿章、郑观应他们就有了“事属商办，宜照买卖常规”、“商务应由商任之”的见识，也就是要按商业规律办事。政府只要尽其应尽的责任就好了，那就是“立商律、谙商情、恤商艰、护商权、育商德”，无困商之虐政，有护商之良法，并在商力有不逮时予其相应支持。这些标准，今天政府仍应努力。
而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能像100多年前的先辈那样，体悟到“商之义大矣哉”，将小我化为大我，从而担起社会先导之责任，开拓创新，律己精进吗？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我相信，如果企业家的内心更多地被金钱、欲望、自傲和随意的发泄所充斥，那么他们事实上都将走向荒野。
参考资料：傅育宁《传承百年使命，回应时代命题：为民族的振兴强大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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